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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汉字部件研究综观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25 23:25   浏览次数:

 

部件又名字根、字素、字元、构件,是汉字的基本构字单位。自上世纪60年代“部件”概念提出,至今50年来学界围绕部件名称及其与偏旁、部首的关系讨论,部件拆分、命名原则的不断尝试以及部件教学理论、实证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也在名称使用的科学性、拆分原则的可操作性、指导实践的有效性等方面提出适应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文字应用的长期目标。

作者简介:李华,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训诂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现代汉字规范比较研究”(项目号:2017B-89)部分研究成果。

清人王筠《文字蒙求》自序中说:“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①足见古人早已认识到汉字拆分的重要意义。

“部件”是机械学术语,指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术语被借用于汉字研究和汉字教学,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方块汉字的拆分与机器部件的拆分有着相似之处。50多年来,汉字部件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综述性成果知网收录仅《现代汉字部件研究述评》一篇。②该文将现代汉字部件研究分为起步、发展、规范化三个阶段,在参阅代表性《现代汉语》教材及相关文献基础上,对于部件定义,部件拆分,部件规范与汉字编码、部件教学的关系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性评价。

笔者以为,“部件”概念的提出和普及是为了适应现代汉字学尤其是对外汉字教学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故而本文研究内容集中于名称讨论、拆分尝试及教学探究三个方面。在部件名称讨论部分,围绕部件名称相关探讨,进一步梳理部件与偏旁、部首关系的研究成果;在部件拆分尝试部分,总结部件拆分不同结果,强调部件位置解读、名称规范的重要性;在部件教学探究部分,回顾学界对于汉字部件教学可行性的理论分析及实践调查。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分析现代汉字形体时发现,整字和笔画之间存在着一些很重要的中介部分,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杜定友称之为“字根”,认为字根是汉字组织的最小单位。③该名称被广泛应用于汉字输入领域并因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根口诀(1983年)而影响深远。虽然杜定友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字根”,但却尝试进行字根的拆分,亦将之同偏旁、部首的提取进行联系和比较,并附上“字根表”形成总结。其敏锐的视角为部件研究开拓了深入探讨的空间,堪称现代汉字部件研究启幕之作。

周一农首倡“字素”名称。李文治、岳维善、张永亮定“字素”性质为“结构单位”,将之同书写单位的最小要素笔画进行功能划分,亦使得之前杜定有“字根是汉字组织的最小单位”之论断有了更为科学的诠释。随着研究的深入,施光亨、刘社会、杜同惠、李玲璞均认同“字素”的说法。李玲璞还以笔名李圃撰文,进一步补充“字素”名称的语言学依据。经过他的深入分析,“字素”概念确乎更符合语言学对于“最小单位”的名称称谓。④

针对汉字的排检和计算机输入,张天光、黄伯荣、翟万林提出“字元”概念。⑤其针对7000通用字,从30多种笔画和200多个部件中优选出84个字元的尝试,值得肯定;对于当时学界流行的部件定义矛盾及不足的针砭,亦有启发意义。但也正因如此,“字元”概念本身包含的“部件”所指同样无法避免定义不明的缺陷。

朱一之将汉字的构成部件以“构件”表述。⑥王宁予以系统阐释。⑦朱志平、韩伟、梁彦民、齐元涛均沿用这一名称。⑧李运富从构字理据和形体结合方面,对构件与部件展开分析,旨在说明“构件”更接近于“偏旁”概念。⑨

在上世纪60年代“文字改革”讨论中,文之初、叶楚强、孙耀武将这类“字根”称为“部件”。⑩倪海曙首次给部件以明确界定,其界定不仅点到偏旁、部件、笔画的关系,结构单位与书写单位的关系,同时也触及部件拆分的层级性特点,就使得部件拆分在汉字结构分析中的地位不言而喻。(11)经倪海曙深入论证,“部件”名称的使用日益广泛。

总而言之,尽管“部件”概念在计算机界和汉字学界存在“字根”“字素”“字元”“构件”等多种说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名称逐渐统一且定义日益趋同,在苏培成(12)“部件”定义基础上,费锦昌总结为: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是由笔画组成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这一定义不仅梳理“部件”的异名别称,确定“部件”性质为构字单位,且将“部件”分为笔画类、整字类、大于笔画小于整字类三大类别,涵盖“部件”概念重要特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13)也正因为如此,要明确界定什么是“部件”,那么,哪些笔画是部件,哪些笔画又是部首,整字类、大于笔画小于整字类部件与偏旁、部首的关系等问题就成为部件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

伴随“部件”名称讨论,部件与偏旁、部首关系问题成为必须深入研究的内容。“部首”只是字的一个或一部分部件(14),“部首”是偏旁部件中最主要的成分(15),“部件”是比偏旁分析得更细的汉字结构单位等论断(16),代表了60年代学者们对于部件与偏旁、部首关系的大体认识,大部分相关成果(吴建一、叶楚强、孙耀武)(17)中部件、偏旁、部首概念并未进行区分。后来,张普“最早对汉字进行系统的部件分析的,恐怕要算许慎了”之论断,亦未将部件概念与偏旁、部首进行对比。(18)

也就是说,从上世纪60年代“部件”概念提出直至8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学界对于部件、偏旁、部首的关系认识一直处于比较模糊的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部件”名称界定本身长期处于探讨之中,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关于三者运用场合、使用背景的横向比较以及对于偏旁、部首相关概念历史演变的纵深思考。

进入90年代,学者们均就部件、偏旁、部首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9)其中,迟永长的研究,不仅明确划定传统偏旁与现代偏旁的时间坐标,同时启发人们从汉字演变的历史长河中重新审视偏旁概念。在此基础上,沙宗元进一步从术语由来、现实使用情况等方面,对偏旁、部首名称进行考释。两位学者代表性观点使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的偏旁、部首关系问题有了相对明晰的答案。即传统文字学范畴下,偏旁包括形旁、声旁两部分,其内涵大于部首;而现代汉字学领域内,偏旁包含形旁、声旁、记号三部分,它与部首呈现交叉关系。

在理清偏旁、部首关系问题前提下,施正宇等在倪海曙“部件”定义基础上,从部件拆分的层级性特点和偏旁提取的理据性特点两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厘清了部件与偏旁的关系。并与一级部件、二级部件、三级部件……末级部件(20)及基础部件、复合部件(21)等研究成果遥相呼应。陈春雷从三个概念使用的功能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还就一次拆分非字部件,提出“类偏旁”(22)概念。

可见,50年来部件名称界定及其与偏旁、部首的关系研究均取得可喜成果,但由于部件界定本身长期处于探讨之中,部件与偏旁、部首概念又存在交叉关系,加之偏旁、部首提取随传统文字学、现代汉字学发展而变化,这就使得部件相关研究需紧跟时代步伐而日益完善,不断满足汉字应用实践对三个术语使用科学性、普及性的更高要求。

部件体系的科学性包括具有合理的部件拆分规则和部件称谓体系。(23)因为部件拆分规则指导下的不同拆分结果,直接导致“部件”界定的分歧,进而影响部件与偏旁、部首的关系研究。部件称谓科学性更是衡量部件研究成果,有效推动汉字应用实践的重要指标。

自杜定友对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8075个普通字进行统计,分出504个“字根”后,“部件”拆分工作主要沿着古代文字和现代汉字两个方向展开。古代文字部件拆分成果有:李玲璞考释1000多个甲骨文字,得出字素348个;并认为自殷商经两周六国至秦汉,具有独立造字功能的基本字素有400个左右;齐元涛对《说文》小篆进行分析,得到基础构件558个;郑振峰在分析1380个甲骨文字形基础上,得出构件412个。(24)

现代汉字方面主要集中于:施光亨分析1000个常用字,得出字素300多个;傅永和对《辞海》汉字进行拆分,得出部件648个;朱一之对《大纲》汉字进行构件拆分,得出495个;晓东以3500常用字为对象,拆分出474个部件;张天光、黄伯荣、翟万林针对7000通用字,优选出84个字元;费锦昌也是以3500常用字为对象,拟定部件384个;崔永华针对对外汉语教学2866个汉字,拟定部件537个;邢红兵对《大纲》汉字拆分,分出部件515个;邢红兵、舒华对小学语文教材全部汉字进行拆分,分出部件506个。(25)

可见,由于拆分对象、拆分方法不同,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拆分结论。也正是如此反复的拆分实践,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拆分原则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在部件拆分原则及方法探讨中,首先要面对如何确定末级部件的问题,围绕此问题,晓东(26)将笔画引进构字范围,促使部件拆分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之后,苏培成“分隔沟”概念的提出很有启发性,而且他将处于分离状态的笔画定为部件,是部件研究的一大突破并逐渐形成共识(27):在书写时,称为笔画;进入构形时,称为单笔构件(28)。单笔部件研究不仅成功解决末级部件相关问题,亦促使人们认识到层级性是部件有别于偏旁的突出特点。

其次,针对拆分依据,苏培成根据字形和根据理据两条原则出现矛盾,只能依据前者的理论指导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字形、字理原则正是拆分部件和提取偏旁环节的本质差别。

此外,为降低切分的任意性,提高可操作性,还应遵循费锦昌主张的“按等切分、先优后劣”原则。

进入80年代以后,识字教学、计算机处理、现代汉字字形整理都在呼唤现代汉字部件的规范化。从199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信息处理用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时隔12年,到2009年《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出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字输入、汉字研究、汉字教学方面的难题,大力推动了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

由于两个部件规范研究对象、制定依据、使用范围不同,故拆分原则亦不相同。王汉卫、苏印霞,王道平、黄文丽,孔祥卿均就其中的拆分标准、命名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利于汉字部件规范进一步修订和完善。(29)

可见,适应现代汉字应用需要而产生的部件概念,其拆分对象及拆分原则直接影响拆分结果,亦完全服务于汉字部件拆分的最终目标。而与拆分结果同步的工作,便是对所拆分出的不同部件之称谓问题研究。

1965—1966年,由于识字教学的需要,在《文字改革》杂志上曾经集中进行了“规定汉字偏旁部件名称的讨论”。叶楚强认为这一讨论很有必要。(30)吴建一“所有常用而又不能独立成字的偏旁部首,都给它们规定统一的、通俗的、便于称说的名称”(31)之倡议形成共识。在肯定吴建一“头、底、旁、框、心”五种部件位置解读基础上,文之初增加“边、腰、角”三个位置名称的提法就更为全面。(32)这样,部件位置名称就由五个增加为八个。

但由于文之初“腰”的表述仅涉及左中右结构,忽略了上中下结构类型,费锦昌就又抛开“腰”的表述,提出七个位置名称的基本思路。(33)倪海曙在充分肯定文之初八大位置名称前提下进一步完善“腰”的内涵,并以十六字诀形成总结:上“头”下“底”,左“旁”右“边”,内“心”外“框”,中“腰”四“角”。(34)

这样的八大部件位置解读更为全面和科学,一直沿用至今并日益规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就是对倪海曙、傅永和(35)等部件位置名称的具体运用,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省”,即由某些部件省简而成的部位命名方式。

如果说部件位置解读是部件命名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应当着力思考的就是如何通过部件位置给部件准确命名了。在此问题上,王展采、贾德博、吕永进、张业红、邓章应的成果都具有启发意义(36),尤其是孙耀武“某个字的头与这个字作了别的字的头,两个字的意义应该区别”(37)的观点,《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严格遵守并在部件名称命名规则6.4.9条将此观点诠释为:“爫”称为“爪头”,表明“爫”是由“爪”变形而来的,不是“爪”字的上部;“氺”称为“水底”,表明“氺”是由“水”变形而来的,不是“水”的底部。如果我们将以上的命名方法归纳为“‘×+字+部件位置’与‘×+部件位置’区别称呼”规则,那么,接下来就是“×”的选用原则了。贾德博“没有读音的非字部件,得使用借字描述的办法来称说。即‘’,既可以叫‘春’字头,也可以叫‘秦’字头”(38)的建议,正强调了部件命名过程代表字选择的重要性。这不仅要兼顾到俗称的选用,代表字的“代表性”更是重要指标。应该说,以上诸多建议仍将是今后部件名称规则应该深入思考的。

目前,汉字部件拆分及命名工作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是对几十年来部件拆分、部件命名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科学拆分、合理命名等规范化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由于部件和偏旁、部首的复杂关系,那么,尽可能使拆分过程中出现的部件、偏旁、部首名称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正所谓“汉字部首法的切分与汉字部件的拆分,其对象都是汉字,两者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致非常必要”。(39)举例来说,部件/部首“勹”,《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中的部件名称是“句字框”,《现代汉语词典》偏旁名称是“包字头”。吕永进的观点值得借鉴:为了照顾习惯,也可仍用“包”字譬况;若考虑典型性,则可用“勺”“句”等代替。(40)

应该说,部件拆分是部件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它影响到部件名称的界定以及部件教学的深入。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部件拆分及命名工作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由于部件、偏旁、部首之间的交叉关系,必然要求部件拆分与偏旁、部首提取,拆分后的部件命名同提取后的偏旁、部首名称在保持自身特点前提下尽可能一致。希望在《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已经比较科学化的名称规范基础上,通过汉字规范间的横向比较,使得《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汉字部首表》中相同、相异部件偏旁/部首在代表字选择、位置解读、俗称沿用等名称规范方面能够更加统一。

汉字是由不同数量、不同功能的部件依不同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部件的数量、功能和组合方式,是每个汉字区别于其他汉字最重要的属性,汉字的信息量主要是由部件来体现的。就汉字教学来说,不通过部件,就无法对汉字进行讲解。(41)汉字部件教学是可行的、经济的。(42)

上世纪60年代关于“部件”名称的讨论中,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部件教学的重要性。(43)语文教师的课堂经验告诉我们,在识字教学中运用分析部件的方法,只需说出部件名称和位置,比用笔写字更加方便快捷。(44)针对对外汉字教学,梁彦民、万业馨从笔画是汉字书写元素,部件是汉字构形单位的角度,强调部件教学优于笔画直接过渡到整字的教学。(45)

留学生书写汉字的错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汉字部件,一是汉字结构。(46)因此,部件结构教学是交给学生自学汉字,扩展汉字知识的一把钥匙。范可育将外国学生汉字书写错误概括为八个类别,并针对这八个类别指出:汉字教学应首先狠抓独体字和部件教学。(47)外国学生成系统的汉字偏误无论是杜同惠归纳的字素混淆、字素易位、字素遗失等类型(48),还是肖奚强概括的部件改换、部件增损、部件变形变位等方面,无不强调部件位置和部件形体特征的重要性(49)。

因此,针对部件教学的方法和步骤,崔永华认为:部件教学应该把“基本部件”和“基本字”结合起来。张静贤提出通过分析合体字,学习若干常见部件,使学生初步感知合体字结构规则的方法。苏静白的总结颇具高度:用部件分析字形的过程,初学汉字时是化整为零,随着学生储存的部件和汉字表象的增加,又要逐步化零为整。(50)

基于部件教学在汉字教学、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从心理认知、训练策略方面展开研究,尤其是围绕部件教学展开的汉字正字法研究及汉字构形意识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鹿士义指出,汉字正字法意识是对笔画部件组合规则的意识。冯丽萍补充:识字量是预测外国学生正字法意识的重要指标。郝美玲总结归纳为:如果留学生建立了较好的部件意识,无疑有助于他们的汉字学习,尤其有助于学习由熟悉部件组成的新字。(51)

鉴于汉字的表意文字特性,王建勤未采用“正字法”概念,而是称之为“汉字构形意识”。他认为“汉字构形意识”主要包括汉字构件的意识和汉字构件单元之间的组合规则意识。外国学生构形意识的萌芽需要中国学生2倍以上的认字量。郝美玲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徐彩华也通过实验说明:学习汉语的前一年半是留学生汉字形误识别发展的“敏感期”,部件替换识别易成为教学中的难点。刘雁婷进一步强调:对于汉语学习者而言,部件位置意识形成最早,部件意识次之,部件组合规则意识形成最晚。(52)

可见,在对外汉字教学中,部件意识的培养是重中之重。通过汉字正字法及汉字构形意识等实证调查研究,不仅以大量实验数据验证了汉字部件教学的重要意义,也将部件教学的探讨逐步提升至理论高度,使得汉字部件教学研究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除了汉字正字法及汉字构形意识方面的调查外,针对教材的部件调查也在日益推进:罗宁认为美国大学初级汉语教材都体现出重视部件教学的理念。周美玲通过对人教、苏教、北师大版、语文版等四套语文教材汉字部件名称的调查,得出语文教材部件名称规范明显滞后的结论。

学校教育与教科书作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重要的应用领域,教材编写体现的部件名称界定、部件拆分原则、部件教学方法等理念应当与国家最新标准《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保持一致。因此,罗宁“美国大学初级汉语教材都体现出重视部件教学的理念”这一结论是令人欣慰的(53),然而周美玲指出的“语文教材部件名称规范化明显滞后”等问题的确需要深思(54)。也就是说,部件教学的重要性已体现于教材编写方面,但还不能同部件研究最新成果及时接轨。换言之,汉字部件研究的确推动了汉字教学,尤其是对外汉字教学的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但这种推动仍需通过学校、教师、教材进一步加强。

可见,在部件教学可行性、重难点探讨过程中,部件实证调查主要集中于针对学生、针对教材两个方面。前者从学生心理认知及训练策略入手,得出部件意识是部件教学重中之重的结论。后者从汉语/语文教材落实部件成果角度展开,促使我们不仅关注部件最新成果,特别是国家部件规范与汉字教材的接轨问题,更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通过教材使用和实践,检验部件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可操作性,为部件规范日益完善提供实证材料。

从“部件”概念提出至今的50多年里,学界围绕汉字部件名称讨论、汉字部件拆分尝试以及汉字部件教学探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汉字输入、汉字教学等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不过,由于部件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为了满足计算机输入、对外汉字教学等汉字应用工作的需求,因此,围绕部件概念产生的部件拆分,部件称谓,部件与偏旁、部首的关系等研究自然需要在汉字应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完善,这就促使部件教学、部件教材编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日益跟进。同时,因为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古代文字和现代汉字领域偏旁界定的细微变化,古今辞书部首划分的多次调整,使得与偏旁、部首概念有着复杂关系的部件研究时刻面临新的挑战:作为汉字基本构字单位的部件,其名称界定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已然取得可喜成绩,部件、偏旁、部首等术语使用的科学性、普及性就成为今后工作的着力点;1997年、2009年部件国家规范的先后出台,是对几十年来部件拆分、部件命名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科学拆分、合理命名等规范化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便捷地适应计算机汉字输入、有效地推动对外汉字教学是助推部件研究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检验部件理论、部件规范的实践标准,因此,运用部件规范指导汉字应用,通过汉字应用促进部件规范完善仍将是部件研究方面的长期课题。

②李丽:《现代汉字部件研究述评》,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

④周一农:《从字法与词法的对应看汉字语素与文字的一致性——答潘绍典同志》,《丽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李文治、岳维善、张永亮:《字素拼合法在汉字教学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2期;施光亨:《对外汉字教学要从形体入手》,《世界汉语教学》1987年第2期;刘社会:《谈谈汉字教学的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2期;杜同惠:《留学生汉字书写差错规律试析》,《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1期;李玲璞:《说字素》,《语文研究》1993年第1期;李圃:《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学术研究》2000年第4期。

⑤张天光、黄伯荣、翟万林:《汉字构成的字元分析法》,《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

⑥朱一之:《汉语水平考试汉字大纲所收2905个汉字分析结果》,《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

⑧朱志平:《汉字构形学说与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韩伟:《汉字构件及其功能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8期;梁彦民:《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齐元涛:《构件的原生型功能与汉字的性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齐元涛:《构件表义功能的实现及其对汉字发展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5期。

⑨李运富:《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14年第3期。

⑩文之初:《汉字部件应该规定名称》,《文字改革》1965年第10期;叶楚强:《偏旁部首名称的意义及几点看法》,《文字改革》1965年第11期;孙耀武:《也谈汉字部件及其名称问题》,《文字改革》1965年第12期。

(12)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3页;苏培成:《现代汉字的部件切分》,《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

(13)(21)费锦昌:《现代汉字部件探究》,《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

(15)倪海曙、凌远征:《先把部首的名称定下来》,《文字改革》1966年第4期。

(17)吴建一:《偏旁所处部位及其名称》,《文字改革》1965年第9期;叶楚强:《偏旁部首名称的意义及几点看法》;孙耀武:《也谈汉字部件及其名称问题》。

(18)张普:《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语文研究》1984年第1期。

(19)迟永长:《偏旁与部首关系辨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傅永和:《汉字的部件》,《语文建设》1991年第12期;张天光、黄伯荣、翟万林:《汉字构成的字元分析法》;贾德博:《部首和部件的称说》,《语文建设》1995年第2期;沙宗元:《汉字研究中的一组术语》,《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3期;杨月蓉:《谈现代汉语教材中的“偏旁”和“部件”》,《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4期;施正宇、吕文杰、范佳燕、房磊:《60年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之研究(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陈春雷:《现代汉语教材中偏旁、部首和部件的定义问题——兼及三个概念的教学处理》,《汉字文化》2015年第5期。

(22)陈春雷、黄德宽:《论汉字形体演变中的类偏旁》,《语文研究》2016年第3期。

(23)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3期。

(24)杜定友:《字根研究》;李玲璞:《说字素》;李圃:《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系统相关数据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郑振峰:《论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的特点及其演变》,《语言》2004年第3期。

(25)施光亨:《对外汉字教学要从形体入手》;傅永和:《汉字的部件》;朱一之:《汉语水平考试汉字大纲所收2905个汉字分析结果》;晓东:《现代汉字部件分析的规范化》,《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张天光、黄伯荣、翟万林:《汉字构成的字元分析法》;费锦昌:《现代汉字部件探究》;崔永华:《关于汉字教学的一种思路》,《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邢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3期;邢红兵、舒华:《小学语文教材用字基础部件统计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

(26)晓东:《现代汉字独体与合体的再认识》.《语文建设》1994年第8期。

(27)苏培成:《现代汉字的部件切分》;苏培成:《汉字的部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29)王汉卫、苏印霞:《关于部件命名的三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王道平、黄文丽:《关于两个汉字部件规范的一点思考》,《中文信息学报》2013年第2期;孔祥卿:《汉字部件规范与部件拆分》,《兰州学刊》2013年第1期。

(33)费锦昌:《从学生的错别字来看统一偏旁部首名称的作用》,《文字改革》1966年第2期。

(36)王展采:《部首和部件的读法问题》,《文字改革》1966年第2期;贾德博:《部首和部件的称说》;吕永进:《现代汉字部件异称例析——兼谈汉字名称的规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张业红:《〈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中几个部件的质疑》,《汉字文化》2012年第5期;邓章应:《〈现代常用独体字表〉应与〈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常用成字部件表〉统一》,《兰州学刊》2013年第1期。

(39)陈燕:《现代汉字部首法所用单字切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1)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42)苏静白:《运用部件分析字形进行识字教学的做法》,《文字改革》1982年第1期;李文治、岳维善、张永亮:《字素拼合法在汉字教学中的作用》;张静贤:《谈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课》,《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1期;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2期;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万业馨:《汉字字符分工与部件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殷凌燕:《论对外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邢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李华:《部件拆分与对外汉字部件教学》,《海外华文教育》2017年第6期。

(44)北京首都机场民航中学语文组:《对部件名称的一点建议》,《文字改革》1965年第11期。

(45)梁彦民:《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万业馨:《汉字字符分工与部件教学》;万业馨:《文字学视野中的部件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47)范可育:《从外国学生书写汉字的错误看汉字字形特点和字形教学》,《语文建设》1993年第4期。

(49)肖奚强:《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2期。

(50)崔永华:《关于汉字教学的一种思路》;张静贤:《关于编写对外汉字教材的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苏静白:《运用部件分析字形进行识字教学的做法》。

(51)彭聃龄:《汉字加工的基本单元:来自笔画数效应和部件数效应的证据》,《心理学报》1997年第1期;柳燕梅:《汉字教学中部件策略训练效果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鹿士义:《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冯丽萍:《外国留学生正字法意识及其发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郝美玲:《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萌芽与发展》,《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1期。

(52)王建勤:《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郝美玲、范慧琴:《部件特征与结构类型对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徐彩华、刘芳、冯丽萍:《留学生汉字形误识别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刘雁婷:《汉语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53)罗宁:《美国大学初级汉语教材汉字的选取与呈现》,《海外华文教育》2013年第2期。

(54)周美玲:《四套语文教材汉字部件名称规范化的调查及思考——基于基础教育新课标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等》,《教学与管理》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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